土司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地方政權(quán)形式，具有較強的割據(jù)性。它的存在，對一個多民族中央集權(quán)國家而言，是權(quán)宜之計，對所屬疆域?qū)嵤┙y(tǒng)一管理才是終極目標。因此，凡是土司制度涉及的州府縣廳，都不可避免地要有“土”、“流”之爭，“土”、“流”之間的此消彼長等主次變化，這就是 “改土設(shè)流”、“改土歸流”、“土流兼治”、“土衛(wèi)參設(shè)”。歷史跨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景東陶氏土知府，在520多年的世系更迭中，也無法回避“土”、“流”之間的這種變化，只是陶氏在處理這種關(guān)系時，表現(xiàn)出最為恭順的一面。

云南的“改土設(shè)流”以明正統(tǒng)八年（1443年）鶴慶高氏知府的“改流”為開端，先后在成化、嘉靖、萬歷年間陸續(xù)實施“改土歸流”，至明末，云南一共改流了縣級以上土司26家。清代，繼續(xù)推行“改土歸流”政策，清康熙、雍正年間有過幾次大規(guī)模的改流，并在改流地區(qū)駐防設(shè)訊，用保甲制把人口戶籍嚴密地控制起來。

如果以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云南普遍設(shè)置土司制度作為起始，以1956年徹底廢除土司制度為終結(jié)，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的時間是570余年。從明正統(tǒng)八年（1443年）“改土歸流”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廢除土司制度，“改流”時間跨度竟長達513年。在這漫長的“改土歸流”過程中，景東陶氏土知府從表面上看始終沒被裁革，但還是受其影響，從中也可以看出“改土歸流”不止是簡單的裁革這單一的形式，面對不同地區(qū)的不同土司，“改流”的方式也不一樣。

景東土司元時為掌印知府，明洪武十七年（1384年），明朝政府重新授印，依然是掌印知府，洪武二十三年（1389年），景東設(shè)衛(wèi)，這種“府衛(wèi)參設(shè)”實際上就是一種很微妙的土、流關(guān)系。嘉靖時還是陶氏土知府掌印，增設(shè)一名流官作為通判，這種土流關(guān)系一直延續(xù)到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其間，景東陶氏約8任土司掌印世襲了140余年。此后，景東府改設(shè)流官掌印同知，百年后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景東府降格為景東直隸廳，設(shè)直隸廳同知一名，轄區(qū)范圍大大縮小，陶氏土知府的勢力也逐漸削弱，這其實就是溫和的“改土歸流”。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的《嚴禁土官科派碑》有這樣記載：“滇省各處土官或因先人從軍，或由納土誠爰，是處以品秩，俾世代永守弗替，國恩可謂厚矣，然各處改土歸流先后雖屬不一，而只許衣頂榮身，不準干預地方事件，遇有作奸犯科，治罪與齊民無二，定例昭然，各處土官不容稍事逾越者也，詎有景東土知府陶熊者，曾本庸愚，心思跋扈，每以世襲之名，復藉夷民淳厚而公然世府自尊，妄自稱大，任意胡為……為此仰該土府遵照，嗣后務(wù)須安分守己，改過自新，本道尚可施恩從輕辦理，倘再不聽流官約束，仍行擅受滋事，定將該土府斥革，斷不姑容……”可見，景東陶氏土司到了嘉慶年間，幾乎只剩下“世襲知府”的名頭了。幾年后，土知府陶熊果然“有罪罷黜，其子德增襲，年幼，陶烺代理。”代理知府陶烺又在咸豐年間陣亡于距縣城幾十公里的龍街。盡管《云南通志稿•秩官志•土司》載：“凡土司之未改流者……土府四，曰蒙化、曰景東、曰孟定、曰永寧”，但景東陶氏土知府除了“衣頂榮身”享受世襲外，土司固有的權(quán)利完全不存，這是“剿撫兼施”策略下，沒有反抗、沒有血腥的“改流”。從此以后，陶氏土知府日趨沒落，最后竟謎一般地在人間蒸發(fā)了。